——————回忆一九五八年的下放干部活动

　　我面前呈现的是一本由嵊县人民委员会1958年4月27日填发的《下放劳动生产证》（见图），回忆 1958 年嵊县下放千余干部下基层的活动，光阴荏苒， 虽时隔五十余年，至今仍记忆犹新，回味无穷。年初，中共嵊县县委发出机关干部“精简机构，下放干部”的号召，当时，我在团县委工作，年仅24岁，是个风华正茂、气血方刚的青年，当听了县委副书记刘玉山同志作的下放干部的动员报告以后，使我进一步明确了精简机构、下放干部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，联想到自己是个“三门”（家门、校门、机关门）出身的年轻干部，很有必要到农村去劳动锻炼，改造自己的世界观。我又是县级机关团委副书记，理应带头响应党的号召，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劳动锻炼。我的这一决心得到了爱人的大力支持。在听了县委动员报告的第二天，我即向党、团组织写了决心书，要求第一批下放到农村去当农民，组织上批准了我下放劳动锻炼的要求。1958 年 4 月 27 日，县委在城关镇工人体育场（现西前街， 县政府旧址），召开隆重的欢送干部上山下乡大会，我和其他下放干部一道，戴着大红花，人人意气风发，精神抖擞，在人们的敲锣打鼓热烈欢送的气氛中奔赴农村。

    1958

　　我们这个下放干部小组由我和陈问渠（甘霖区委）、朱少真（总工会）、袁才甫、史章俊（商业局）、陈桂芳（团县委）、金铃（妇联）、张勇（农业局）、章余庆（甘霖供销社）、孙汉校（长乐酿造厂）等10人组成，由我任组长，陈向渠任副组长。我们这个组下放分配到县委基点乡————甘霖区白鹤乡上沙地、下沙地两个村。我与朱少真、袁才甫等 5 人被安置在下沙地村劳动， 成为农业社的一名新社员。到农村后，对于我这个从来没有干过农活的人来说， 所有农活都得从头学起，记得下乡第一天，跟着生产队长财法伯去种田，他手把手地教我怎样拔秧插秧。一天劳动下来，就觉得腰酸背痛，非常吃力，我暗自下决心要坚持住，要经得起劳动锻炼的考验。我将自己一天的劳动体会写成一篇报道，题名 《我的师父————财法伯》 ，在 1958 年 5 月 16 日的 《嵊县报》中的《下放干部的生活》 专栏刊出。在农村劳动锻炼了整整一年， 1959 年 4 月， 组织上分配我到白鹤乡负责共青团工作，担任乡团委书记。从此，在白鹤这块土地上，整整度过了三十个春秋，期间，先后干过共青团工作、上山下乡知青工作和党委宣传工作，回眸这 30 年的农村基层生活， 深深感受到干部下放劳动锻炼， 经常与群众打成一片， 植根于群众之中， 对一个年轻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来说，是十分必要的。短短一年的下放干部生活，终生受益匪浅。

　　据有关资料记载， 1958 年， 嵊县下放969 名干部到工农业战线上劳动锻炼，其中去农业战线的有 525 名。通过干部下放劳动锻炼，干部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与群众打成一片，进一步增强了群众观念、 劳动观念， 对改进工作作风起到了很好的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