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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说戴逵迁居剡县的四个重要因素
发布日期:2019-05-07 访问次数: 作者:陈锡淋



戴逵字安道,原藉谯郡銍县,生年为太宁四年至太元二十一年,在世约七十年。

戴逵幼居建康,年十余,作画瓦官寺即为王蒙所赏识。兴宁二年,释慧力修建瓦官寺,又为画文殊像。同年,东晋高僧和名士双重人格融合的典型人物——支遁,辞朝返剡,逵亦徙剡,终其一生,卒葬剡地。

有种说法,戴逵隐剡是由高僧支遁、高士郗超的邀约至剡的。据我多年研究分析,没有这么简单!

戴逵、支遁、郗超都是东晋时期的名士翘楚:他们往返交游,披襟致契,结为知音。但是,戴逵毕竟与支道林、郗超不同。支道林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僧侣,郗超是太尉之孙,《晋书·本传》说他“性好闻人栖遁,有能辞荣拂衣者,为之起屋宇、作器服、畜仆竖,费百金而不吝”。

戴安道赴剡,不是诗与远方。他上有父母高堂,下有妻子幼儿。在年界不惑之时,让他抛家舍业离开出生祖地,扶老携幼,风餐露宿来几千里外人生地不熟的剡县定居,没有让他特别心动的因素,无论戴安道如何恣情任情、旷达洒脱,不拘礼法,戴安道也是很难下举家迁徙这个决心的。

戴安道下举家迁徙这个决心,我想决不是一二契友已经居剡,或者是“剡多名山”可以撼动的。如果是“自爱名山入剡中”,大江南北,何处不是钟灵毓秀?何况,东晋时人生寿命还普遍不长,依照其时一般人的寿命推理,支遁此时已经属于暮年。虽则,戴安道与支遁是契友,不会有他想。但是,凭一位年且半百的长者,也是难以把戴安道勿悠来的。

那么,究竟是什么因素会让戴安道扶老携幼跋涉千里奔赴剡县定居呢?

《晋书·戴逵传》,《南史、宋书·戴顒传》以及散见于南朝刘义庆《世说新语》等史料也没有提及。在文献记载贫乏的情况下,考古所获取的实物史料显得特别可贵。它既是后继探索、解读历史的可靠立足点,更是当时历史、社会变迁的实物见证。

近年来,在剡县出土被认为是东吴到西晋制作的佛道文物极多,这些文物广泛分布在剡东、剡中、剡南、剡西各地,其出土数量有不断增加的趋势,而且是南传系统中断代比较明确的文物。这些文物昭示出这样一种迹象:孙吴两晋时期,剡县能毫无逊色地享有“佛宗道源”之誉。

根据史料记述及出土的三国两晋佛道文物,可归纳出促使戴逵迁剡的四个重要原因:

一是剡地佛教文化渊源流长。佛教汉代传入中国,东汉时,中原板荡,僧侣纷纷向南流徙,东汉末年安息国高僧安世高游说会稽,宣讲教义,收会稽人陈慧为徒,会稽佛教开始兴盛起来。值得注意的是,剡县在东汉末三国时期,便有了寺院和僧侣活动。根据《(道光)嵊县志》卷五记载:

“广爱寺,去县七十里,吴赤乌二年建,号德正院。宋改今额,寻废。明正统初重兴。”

可见广爱寺是我国南方最早的寺院之一,比北魏时始有寺院的佛教圣地五台山、五代十国时始建寺院的普陀山建寺时间都早。

自从佛教传入剡县后,便闪耀出奇异的文化艺术光彩:从孙吴至南陈六朝是一大批灿烂的文化群星蜂拥入剡之时,也是中古时期剡中地域文明形成和大发展的时期。

“厥初,有罗汉僧白道猷居焉,次有高僧竺法潜、支道林居焉,次有干兴渊支遁开威蕴崇宾光识斐藏济度逞印凡十八僧居焉”。 白居易《沃洲山禅院记》记载了东晋王朝时十八名士、十八高僧在剡或隐或游,剡地佛学盛行,般若六家七宗剡有其五的盛况。

二是全国硕果仅存的画像砖基地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嵊县文管会在浦口街道四村大坟山、崇仁镇马仁村凤凰山、石璜镇苔苔山、剡湖街道金波山发掘了孙吴太平二年、永安六年、晋太康九年、元康四年等纪年墓葬,出土的青瓷堆塑罐、青瓷三足奁、青瓷四系罐,瓷器腹部装饰佛像,业已表明孙吴中期佛教在剡的传布扩大已达到相当程度。

同时出土的墓甓表明,剡中是全国硕果仅存的画像砖基地。东汉末年,曹操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,为了整肃纲纪,下令严禁立碑刻石的浮靡之风,兴盛一时的“汉碑,画像石、砖”,在这一持之以恒的禁令中归于寂灭。只有信息闭塞,偏处会稽一隅的剡县工匠,还在墓甓上模印着画像,此俗一直绵延至唐末,才逐渐消退。随着佛教艺术的兴起,剡中工匠还于孙吴建衡三年开端,把受人礼拜的佛像模印在墓甓上,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。之后,此风刮遍剡中盆地,至两晋时达到鼎盛。

佛像出现在墓葬青瓷器与砖甓上,是当时佛教作为异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留下的痕迹。同时佛教因素能渗入中国的丧葬文化,说明当时佛教已在剡县盛行。标志着从初传时尚处于依附地位的佛教,开始有能力正式影响剡县人们的精神生活,挑战人们对神的世界的信念。

三是寺院众多,有塑佛像、绘壁画的雕绘需求。国内不少佛教圣地,都是因为历史上有几位高僧大德隐迹而著称于世,其实圣地寺院并不多。如普陀山,大的寺院仅普济寺、法雨寺和慧济寺三所。吴、晋时,剡县寺院远比佛教圣地的普陀山为多。据《支遁传》、刘勰《石城碑记》及《高僧传》《剡录》《嘉泰会稽志》、道光《嵊县志》等志史记载:剡县两晋寺院兴废不计其数,大的寺院有:

报恩寺,在县西十五里清化乡四十九都,晋太康中开山。

新建寺,在剡东四十里新昌澄潭,太康十一年建,后世易名兴福寺。

东乡寺,在剡东峁山,晋咸康六年建,后世易名东峁寺。

小岭寺,在剡东沃洲小岭。晋建元元年建。后世易名沃洲禅院、真封寺。

隐岳寺,在剡山石城,晋永和初年建。后世易名宝相寺、大佛寺。

元化寺,在剡山石城,晋永和初年建。后世易名千佛院、七宝院。

栖光寺,在剡山石城,兴宁二年建。

般若台寺,在剡城南剡山之阳,义熙中建。后世易名法华台寺、惠安寺。

宝寿院,在剡西四十里,义熙中建。后世易名真如寺。

五龙院,在剡西四十五里五龙山,义熙中建。后世易名证道寺。

戴逵在剡地众多寺庙塑像与绘制壁画的创作实践中,逐步摸索出了一条“佛像汉化”的艺术道路。成为佛像雕塑艺术“中国民族化”的杰出代表,在中国美术史上第一位有卓越成就的雕塑家,尊他为“雕圣”,一点也不过分。

四是高僧大德荟集于剡。据梁朝慧皎《高僧传》、唐白居易《沃洲山禅院记》记载:东晋时期,剡县高僧云集,寺院为僧侣寄迹之所。《高僧传》记载最早入剡隐居的高僧是竺潜。竺潜,字法深,俗姓王,琅玡人,东晋大将王敦之弟,咸康时入剡隐东峁。

隐居剡东东峁的高僧还有:竺法友、竺法蕴、康法识、释道宝等。

隐居剡东沃洲的高僧有白道猷、支道林、支法度、竺法仰。

隐居剡东石城的高僧有昙光、竺昙猷、于法兰、竺法兴、支法渊、于法道、于法开、于法威等。

隐居剡中或短暂驻锡剡地的还有竺法崇、竺法义、支昙兰、竺道壹、昙斐、法藏、释僧柔。

与戴逵关系最密切是支遁、郗超与王羲之。

支遁,字道林,生年为愍帝建兴二年至废帝太和元年,在世约五十三年。倡般若学,创“即色宗”,是东晋高僧中开清谈风气的代表人物。“幼有神理,聪明秀彻”,“神心警悟,清识元理,任心独往,风期高亮,沉思道行,泠然独畅”(《高僧传》卷四)。

支遁宣讲《大乘般若学》,“白黑崇钦,朝野悦服”。先后建立支山寺(吴县)、沃洲精舍(剡县)、栖光寺(剡县)。

太和三年,支遁殁,葬石城山。宋·刘义庆《世说新语》的注释有两条记载支遁墓葬地,其中一条是记戴逵的:“墓在石城,戴安道过而叹曰:‘德音未远而墓木已拱,盖神理绵绵不与气运俱尽耳!’廖廖数语,抒发了对好友的崇敬之情。

郗超字景兴,太尉郗鉴之孙,会稽内史郗愔之子。高平金乡人,生年为成帝咸康二年至太元三年,在世约四十三年。他与支遁友善,戴逵来剡的居舍是郗超出资建造的。

王羲之,官至会稽内史,右军将军。永和十一年三月称病辞官,率夫人郗氏、乳母毕氏、中子操子等,归隐剡东金庭。

剡中高僧大德荟萃,使地域文明大放异彩。推动了剡中儒释道三教的结合融和,寺庙林立,善男信女日众。也推动了人物绘画、佛像雕塑艺术的革新。

综上所述,这片自东汉后就逐渐成为中国佛教造像艺术重镇的剡中,一大批土生土长的民间艺人应运而生,一代一代地延续着父辈们的生活轨迹,传承着父辈们的技艺,继续在剡中烧造着“花纹砖”。偶尔还与时俱进,紧跟时代的节拍,把他们心中的大神——“佛”与龙虎凤鸟等瑞兽模印在粗陋的砖甓上,作为建筑坟茔的材料,保佑他们的雇主平安,免遭鬼魅魍魉的侵扰。或者如其夙愿,在佛像的导引下,直接进入西方极乐世界。

剡中工匠心中的佛就是这样的奇异,一方面,佛是他们顶礼膜拜的对象;另一方面,佛又是他们可供驱使的“下手”。而佛教文化之所以能贯穿剡中这片沃土的历史长河,历朝历代能留下大量精美的佛教艺术品,虽有天时、地理的原因,但人——民间艺人的因素却是最重要的。他们创作的佛教形象,是中国最早的也是屈指可数的断代明确的二世纪佛像(不似四川乐山麻浩坐佛像)。他们的创作,也无形中引导了剡中风俗——“佛”是“大神”,吸引更多的剡中百姓顶礼膜拜而信佛。正因为剡中有如此厚实的社会基础,这才是杰出的雕塑艺术家戴逵来剡定居的决定因素,也是戴逵雕塑大型佛像创作时取之不尽,用之不竭的素材源泉。戴安道明白:只有生活在这样沃土中,自己的艺术之树才会常青!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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